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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核心概念，生产和再生产。重点讨论了家务劳动，后者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再生产劳动。笔者不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出身的，认为生产-再生产的范式还有其他解释路径，如个体被社会或其他个体所需求的程度（稀缺度）。她在讨论人工子宫的部分提到了类似的想法，但并没有展开。
作者在比较非洲母系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时，僵硬地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二者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从而得出在笔者看来，是假设了这两个概念在非洲母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下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意义。
作者这本书讨论了父权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各种表现，但使用了一种拟人化的叙述方式，对其发生机制的诠释非常有限，描述或者预测一个黑箱的运动趋势对于化解黑箱本身而言意义甚微。
作者的观点很现实，非常性别二元主义。
父权制（日文为家长制）这个译名相对男权制的区别。 父权制反映了权力的传递机制，即从年长男性传递给年轻男性（上野，1990）。因此，年轻男性同样可能处于劣势位置，父权制通过特定的社会制度（或经济制度）迫使或鼓励年轻男性遵从现有社会制度，并主观或客观地将权力转交作为激励提供给年轻男性。
>年轻男性通过为年长男性工作而得到贵重财产，最终自己达到年长男性的地位。如果仅从辈分的先后关系上来规定长者和年轻人的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的话，那么一个人年轻之时是被剥削者，等上了年纪变为剥削者，从全局上便构成了“普遍互惠性”。这种可变动的关系难以被称为阶级关系。（家庭内部生产方式）
> 那么女性又是怎样的呢？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地位无法变动。女性是聘金交换中“被分配的一方”，无法成为普通的贵重财产所有者。获得贵重财产的权力在集团男性成员之间分配，而聘金也同样是从丈夫的男性亲属手中转移到妻子的男性亲属一方，并非从丈夫一方赠与妻子一方。 （家庭内部生产方式）
男权制体现了统治的总体形式，即女性始终被排除在权力继承机制的局面。但没有从字面意义上解释男权社会运作的逻辑模式。从而可能让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或所谓进步主义男性感到困惑，认为理论在刻意敌视自己。
笔者确实看到不少底层男性如何如何悲惨的言论，但某种程度上悲惨的底层男性命运和底层女性命运之间又有种种差异，显然社会公正问题相当复杂。笔者尚无法作出有建设性的评价。
这本书强调了从事再生产性质家务劳动的女性的劳作被轻视、其成果被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所攫取的问题。
> 女性成为部分再生产者，这意味着无偿再生产劳动的一部分在教育的名义下成为“有偿的劳动”。女性的部分再生产者化减轻了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吗？从表面上看，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最终却只能得到否定的答案。这是因为，承担着教育这种“有偿再生产劳动”成本的正是女性。（女性的双重角色）
本书特别肯定了家庭作为“非市场构成物”对市场本身独特意义，但在传统上，人们只把市场视为人们相互依存并产生价值的机制。
作者针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批评可以体现在对统一理论的批评上，这一理论认为父权制内嵌于资本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应当先于父权制。作者认为不应小觑父权制的生命力，不认可“没有女性解放就没有Sozialismus”这类说法，将其视为乐天主义。她认为，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在其纲领中忽视性别问题这一现象本身，就已经足以证明针对女性的压迫早已存在于他们的理想主义纲领中了。笔者这里想要援引一部与作者成书日期相近的日本知名动漫，《新世纪福音战士》第一季最后几话曾展示过一个Alternative的理想社会，其中父权制的基本格局並沒有改变，相当真切地反映了“压迫式理想主义”的面目。
作者对家务劳动的定义具有启发性，她将家务劳动限定为“女人为他人生命的生产、再生产所进行的劳动”。因为单身者对自我生命进行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并非家务劳动。基于这个定义，其他通俗社会心理学概念如情绪劳动也就非常易于理解了。即这类劳动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种没有其他权利补偿的义务。
针对一些人所谓的性别气质决定工种的反驳，作者援引英国历史予以否决。她认为，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规范事实上形成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通过维多利亚性道德，“近代家庭”的性别分工逐渐形成。因此，想要更详细地了解“性别气质”的历史背景，恐怕还要多读殖民主义相关的文献。
本文还讨论了在战争及战败社会下女性地位客观提升的情况，尽管类似的情况在中日战争的中国后方也存在过。笔者认为，二者的共性是女性在当前情况下“稀缺度”升高。
针对一些打着“不够科学、客观”的批评，作者大方承认自身的理论只是一种审视世界的观点（perspective）而非“客观存在”的事实，提倡以一种多元的态度承认之，而非妄自尊大尊崇科学认识。（ 毕竟科学是可被证伪的）事实上，作者从未宣称自己是出于对某种“真知灼见”的追求而投身女权主义事业的，在她的另一部作品《从零开始的女权主义》中她曾提到自己是出于愤懑而参与女权主义工作的。
> 我辜负了他的期待，我从来没有将女权主义当作基于客观认识基础之上的实证主义。所谓的“客观存在”，或许存在又或许不存在。但即便存在，也应该没有人能对它了如指掌。女权主义只是提出了从女性角度来看可能存在的“客观存在”。当然，这样的看法也存在着局限性。（补论 对批判的回应）
[[2024-04-29]]
作者认为，近代社会中女性被歧视的根源在于，原先是一体的“市场”和“家庭”被强行剥离。
参与市场的人可以通过交换商品获得一定报酬维持自身，但不参与市场的人尽管也参与各种劳动，但却被视为与市场无关的非生产性劳动而受到轻视，因为这类劳动不产生任何“交换价值”。在这个模式下，通常居于家庭内部工作的人是女性，参与市场的则是男性。
这一分工如何形成？作者认为与维多利亚时期的性道德相关。因为在非洲母系社会，女性的地位并未因其再生产性而受到压制，相反，其生育的性因此备受尊崇。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与田房永子的谈话中，二人曾经谈到AB面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承认了造成女性工作困境的生育因素[[上野千鹤子&田房_2020_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田房：A面B面|参见田房永子，A面B面]]（参见附录），自然而然会有女性认为人工妊娠技术会改善这一困境，但作者认为人工子宫技术并不会改善女性的状况。作者认为，由于人工子宫的运营管理权力很可能会掌握在男性即父权制受益人手中，因此父权制社会下的人工子宫技术事实上赋予了男性独立完成再生产进程的可能性。
早期女性在参与工作时，是以家庭为身份，作者提到，经常会见到女性家属到公司要求支付薪水的现象。此外，相比前现代社会，近代社会养育儿童的年限逐年升高，其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在养育成本分配方面，也存在基于性别的不平等状况，这一结果可能并非完全是某种蓄意结果，而是无形且未必公正的市场（即资本主义规律）作用之结果。
> 工资曲线上升的方式与家庭周期（family cycle）完全不一致。在妻子专心抚养孩子而失去收入的时候，年轻丈夫的工资却极低；反而在他结束孩子教育费的支出、孩子独立之后的高龄时期工资达到最高。（详见「再生产费用负担的不平等」一节）
更严重的是，由于两性家庭经济水平差异，单靠法律层面的婚姻自由并不能挽回女性的相对经济劣势，还意味着男性可以拒绝分担再生产费用并将其推给女性，加重女性家庭的经济困难。母亲-单亲家庭环境下的母亲很可能会加强对孩子的统治支配，从而成为某种压迫者。
家庭闭环一结束。
社会面A面
家庭&医疗&照料（与家庭事务有关）——B面
男女性一开始同处于A面，随着妊娠开始，女性进入B面并且很难重返A面。
而进入家庭的男性则可以留在A面，甚至设法避免返回B面。